刑事诉讼中重复供述的排除规则是否适用于非刑讯手段？

在刑事诉讼领域，重复供述排除规则的确立旨在阻断非法取证行为的持续性影响。传统认知中，该规则多与刑讯逼供等暴力手段关联，但随着法治文明的发展，非刑讯手段对供述自愿性的侵蚀同样值得警惕。威胁、引诱、欺骗等隐性非法手段，虽不直接造成肉体痛苦，却可能通过心理强制扭曲被追诉人的意志自由，导致后续供述仍受先前非法行为影响。因此，排除规则的适用不应局限于物理强制，而需延伸至所有可能破坏供述任意性的取证方式。

从法理层面看，重复供述排除规则的理论根基在于维护供述自愿性原则和杜绝非法证据的衍生污染。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明确禁止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并规定对重复供述应当综合判断是否予以排除。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强调，当非法取证行为严重侵犯基本权利时，后续重复供述原则上应予排除，除非侦查机关证明取证合法性或供述来源不受污染。这表明立法精神已突破刑讯逼供的单一范畴，将心理强制、精神压迫等非物理手段纳入规制视野。

司法实践中，非刑讯手段导致重复供述污染的典型情形包括：以从重处罚相威胁、以亲属法律责任相要挟、虚构证据造成心理压迫、承诺减轻处罚诱供等。例如，侦查人员通过暗示“不认罪将波及家人”，迫使被追诉人在后续讯问中持续作出有罪陈述，此类情形中尽管没有肢体暴力，但心理强制同样破坏了供述的自主性。对此，司法机关需通过阶段性审查机制，分析首次非法取证与后续供述之间的因果关系，若证明心理强制效应持续存在，则重复供述应适用排除规则。

判断非刑讯手段下重复供述是否排除，需结合多重因素综合考量：一是取证手段的违法程度，是否严重侵犯宪法性权利；二是非法行为与重复供述的关联性，包括时间间隔、讯问主体变更、权利告知情况等；三是被追诉人主观状态的转变是否真实自愿。例如，在更换侦查人员并充分告知诉讼权利后，若被追诉人仍自愿供述，则可认定因果链条已中断。但若讯问环境、方式仍隐含心理强制，则排除规则应当适用。

当前司法实践在应对非刑讯手段时仍面临挑战：一方面，心理强制等无形手段的证明难度较高，容易因缺乏客观证据而难以认定；另一方面，部分司法人员对“非刑讯”手段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倾向于采纳重复供述。为此，需完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强化讯问过程留痕，同时通过典型案例指引，明确威胁、引诱等行为的认定标准。应推动侦查人员转变取证理念，从依赖口供转向重视客观证据，从根本上减少非法取证动机。

展望未来，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深化，对重复供述的审查应更加注重实质判断。一方面要通过指导性案例明确非刑讯手段的排除边界，另一方面需构建动态的证明责任分配机制，即在检方无法证明取证合法性时，推定重复供述受污染。唯有将规则适用从物理暴力延伸至心理强制，才能真正筑牢非法证据排除的防线，实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与真实发现的平衡。

重复供述排除规则对非刑讯手段的适用，是证据制度走向精细化的必然要求。通过强化对心理强制等隐性非法手段的审查，完善阶段性判断标准，既能有效遏制侦查权滥用，又能促进证据收集的合法化与规范化，最终推动刑事司法公正与文明的双重实现。